甚至當我自己都在遲疑，關於這份反思報告的內容究竟要寫些什麼的時候，就遲遲動不了手去寫。
這該是初次進入質化研究場域時不可避免的問題，我到底要作什麼？又該如何作？它跟量化又有何不同？
對世界的概念又是如何？我自己、他者的現身、文本跟故事，一再地重寫與補述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交織？
這該是在質性取向中極為重要的面，不斷回身探問與尋覓。我們要尋找不是單純因果與相互推論，
而是隱藏在世界中，以未覺知的方式給出的經驗，以及與自身牽連糾結的那種、默會知識。
為什麼要作質化研究？首先，量化思維的嚴謹與強調邏輯實證，在科學發展的過程中始終屬於強勢，
且有其優越之處，線性的因果關係聽起來的確很誘人，假設我控制了一小群實驗參與者的日常飲食，
十年之後得到其心血管疾病的發生率大幅下降的結論，這該是多麼令人雀躍啊。站在量化與實證角度來看世界，
所有的因素都是彼此影響與連結的，就像是一個複雜的神經網路，所有疑問都能在技術與知識的堆疊累積之下獲得解答，
假如它不是因果，至少也有相關；還有方向跟大小。可以看成歷史（科學、知識，或類似的概念）的進步論來進行理解。
但是世界真的是量化思維中想像的那個樣子嗎？也許它精準地抓住了世界某些面向的規律與法則，
進而在足夠且充分的瞭解下，提出以觀察、描述、預測、控制等等階段，樂觀地來看科學本身與世界的關係。
不過，我們則是隱約地感覺到，世界是個多面體，掌握了量化的視點還不夠，我們在它的幫助下清楚地看到了其中幾個面，
同時，又深深地懷疑它有著隱匿、未給出的面。
我記得自己帶著一種極為粗淺的後現代思維進入歷史系，認為歷史是紛雜無序、多面向與多角色扮演式運行的，
大多數同學也都如此認為，於是在史學導論課中被嚴加指證：「你們還沒進來念就準備要解構歷史了啊」。
我對此是抱持懷疑的，但由混沌進入秩序、從荒原築起高樓，都是需要努力與投入（甚至是堆疊）的，
不可否認科學是一套需要學習的概念，在我們吸收知識、他者傳遞知識的過程中，
不論是學院或後工業時代的知識體系運作機器，才有齒輪連動的機會。
當時我隱約的察覺到搭建鷹架基模的必要性，以無秩序的方式看待世界，似乎不需太多氣力，
只以容忍多元歧異的視角站立在那兒，雖然簡單明瞭卻無法深入，而對於科學那套強硬、咄咄逼人的態勢，
只是一個勁兒地反感，莫名所以。被邀請以它的方式來看世界，但一再且重複的邀請，
更像是要求與強迫，沒有太多拒絕的理由，往往還有知識份子、科學理性的光環附帶性的加諸你身，
多麼令人欣慰啊。於是我瞭解了，想摧毀某物往往得先有充分握有某物之條件，一如權力。
但是我深知自己不能，也無法摧毀它，但我可以學習以科學方法來對待事物，於是乎才有瞭解他局限的可能性，
緊接著罷烏求去、另謀出路。也許在邏輯實証論之外，還有更遼闊灰暗的疆域吧，依稀…望見了那道曙光微弱的閃爍。
那筆者的位置呢？既然作者與文本的關係是如此密切，現身的意義又是如何呢？
在初步瞭解量化與質化之間的不可共量性之後，面臨的便是「換顆腦袋」的課題。既然質性研究如此著重經驗，
現象或詮釋，紮根或生命史，對話分析或訪談，方法如此紛雜地出現，那我為什麼要選擇寫自己的故事呢？
我寫這些東西是為的什麼？又有什麼意義呢？對於知識整體的益處在哪裡？
於是乎，知識的隱私與公共性勢必浮上檯面，那我究竟要寫到多少、多深才算適合？筆者的書寫跟自傳有何分別？
這種文本跟日記、意識流小說的差異呢？自我敘說取向又是以何種姿態現身的呢？
在研究者決定以自己的生命故事為題之前，對於私密曝光這件事勢必會經過許多拉扯，
但筆者相信在世界多面向的前提之下，自己的經驗能夠觸及他者生命中的某些片段，就是能有所共鳴。
那些切面或者片段可能是被共同經驗的，由於呼應、由於感動，研究者的書寫讀者之間，
便產生了一種無以名狀的張力，那豈能說它不屬於知識的一種呢？
書寫是為自己而作，意義則可能在建構文本中逐漸形成，意義是需要去追尋的，
不會憑空產生或不動地滯留在某處靜待發掘。等妳某一天忽然發現，自我敘說不像考試時在黑板上的作文題目，
妳從頭到尾只會寫一次，而且是即席的發揮。它需要反覆檢視、補述，甚至是重寫，
研究者始終跟自己的經驗不斷的交互重疊，比起辯論，這種行動更像是交談或協商，
那筆者為什麼要在書寫的過程與自己妥協呢？
在預設世界是以多重主觀的樣貌現身之後，我們便像是旅居於世般地活著，被拋擲於這個陌生的所在，
我們不能選擇，也不會有選擇權。經驗在生活時間的軌跡之中累積成型，長久下來即有一種生命的基底與韻味，
而多半的時候，我們不能理解現在正在經歷的事件或所作所為，這樣是很弔詭的，就像一齣戲劇，
身為演員的我們竟不知演出何種戲碼。書寫是種敘事，藉著敘事我們又回到了那個時間，那個地點，
與那些人物再次的相遇與碰撞，書寫帶有一種強烈地「召喚」魔力，足以拉扯現下的情感與感受，一如時空倒轉。
於是，我們人不斷的試圖揭露、走出自己，這一切在時間中便形成了存有，能夠自行開顯的動力。
人在時間化過程中便形成了三種狀態，「已是」「正是」與「能是」，分別代表著「過去」、「現在」和「未來」，
人在「已是」的狀態中覺知自己的被投擲，已經存在且無法改變的狀態，一種深深的「境遇感」；
在「正是」中，透過海德格的語言則是「表詮」（Rede），也可以翻譯成「言說」，
但此處的「表詮」可以言或默的方式來表達，因此以「表詮」來理解較為恰當；最後在「能是」的階段中，
我們則是「理解」了自己的可能性。
那接著呢？我們可以想像海德格以存在解析的方式作為詮釋範疇，到高達美的「交談」，
再到呂格爾重視的「文本」，核心都是語言的運作，從「理解」到「詮釋」再到「說出」，
我們從現象學的觀點中似乎洞見了些什麼。在敘說中我們同時經歷了人存有型態中的三態，
生命歷程形成了意義的構築之旅，自覺與自省在歷史與存有中變成具有厚度。在文本中關乎「自我指涉」的語句，
環繞著對自我感知的忠誠，形成情節彼此之間互相鉤連、足以讓他人理解的敘事文，
而使得筆者從「自身的存有」緩移至「事件（情節）的存有」，最後到達「關係的存有」，即人在存有之外，
圍繞著書寫者形成的脈絡建築觀看，生成一種足以蓄勢待發的「行動狀態」，又或者它本身在進行書寫的瞬間，
其實早已進入行動狀態了。
當我和歷史所的同學討論論文時，他提出一個疑問，這樣子的寫作方式雖然有一套背後對於真實的假設，
但是不會偏頗嗎？即是對於自身經驗的扭曲或改寫，我想他是問這個。
論文的依據都應該從史料（資料、狹義的文本）而來，至於史德、史才、史識三者之間，
在跟時間之流密不可分的自我述說取向中，有著巨大的張力，其中又以史德最為重要，假使我的書寫乃基於真實，
並非虛假或偽作，那所書即為真。但到底是不是這個樣子，沒有一個確切的答案。說話的不是「史料」，
而是人，我和同學有相同的疑慮，史學給我們的訓練，就是打從一開始要質疑人說的話、寫的文件或資料，
它並非疑神疑鬼的懷疑每個人都是謊話連篇，而是一種求證的心態，從蘭克史學以降，
這種交叉驗證史料（文本）的方式就不斷地發展與應用，從其他文件與技術層次
檢證文件本身、以及書寫內容的確切性（兩個層面）。
歷史是很難處理個人心理的面向的，這也是從鉅觀遁入微觀世界時，勢必會遭受、犧牲掉的部分，
即是整體的洞見、脈絡、導因與理路。在個人經驗中，體驗到的感受是強烈且絕對地存在著，
那幾乎就是全部的意義所在了，心理學要抽絲剝繭、異地喚回，甚至是與自己最陰暗深沈的一面共處一室，
主流史學不認為這樣符合「科學方法」，但在後現代主義出現之後，多元、複合與寬容的視角產生，
史學與心理學出現共容，與採納彼此的治學方法與視框之趨勢，相信這是可喜的。
再放到諮商領域中來看，筆者被訓練在接觸任何人事物時，即反射性的試圖剝離與拆解面前的現象，
將他者與組織之間的相互搭線與勾連用作後盾，長久以來以一種冷漠的臉孔凝視著社會組織、階層互動與大結構的群像與肉身，
始終相信可以由事件、行為之中理出一個頭緒，像是陰謀論或宿命論的切入點，一切都是合法性危機，
是由自體制中自行衍生出的病毒。但是現在，依舊抱持著如此的信念與假設的話，筆者認為自己會被擋在門外，
被人自身和人感受到的經驗狠狠地隔離，終究只能遠觀。
究竟到底要怎麼作呢？，那狀態其實是近乎混沌未明的，但是，筆者相信只要對未來有一種預感，
對自身以及他人即將的零距離接觸，或是回身再潛入，答案或許就離我們不遠。那會是過程，
從宏觀史學的立場到心理學細微貼近的空間，充滿著不確定與期待，似乎很難相信說故事或訪談就能挖掘出些什麼，
而對背後的理論基礎也似懂非懂，這樣子真的沒問題嗎？淘金者會去思考眼前的土地到底有沒有黃金嗎？
也許會，也許不會，但她們總不能一直思索著挖掘此處的獲益機率，而始終日復一日地漫長等待吧。
想從自己跟周遭他人身上看到些什麼，就只管鋤下第一鋤吧。不論是鶴嘴鋤（自我敘說）或鏟子（紮根理論）、
鑽孔機（詮釋現象），我相信我們會在挖掘的過程中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工具的。
要面對的是一整個世界，它的廣度與深度，往往不是自己一個人可以全盤掌握、負擔的，
爾等並不試圖建構完整的歷史切片（完全地去參照史學方法，想必是浩瀚的工程），
它更像是找到自己的位置，撥開那片朦朧迷霧，看見自出生到成長、成熟與老去的我們，
以及緊緊繫在身上的價值體系與觀念，臍帶滋養我們、保護我們，但也限制了我們的行動範圍與可能性，
最終浮現眼前的是自由，要採取怎樣的動作或選擇安逸，都是自己的選擇。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