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孔恩於1962年出版的《科學革命的結構》中指出一項概念，屬於不同派典的科學家，好似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裡一樣，對研究問題的選擇、資料收集的方式、詮釋與分析資料的方法，連帶的在知識論、本體論與價值論層面所抱持的預期跟假定上，有著根本性的差異。
質化與量化之間，有著不可共量性（incommensurability），就是在兩種派典之間存在著完全無法溝通、共容與理解的可能性。這在我一進入歷史系就讀時，尚未能明確感受到這種差異，由於系主任是留德的關係，而歷史學最先在德國以科學方法立基，而成為日後一門所謂「正統」的科學。
心理學如何蒐集與分析資料？對照在歷史學領域中並擺觀看時卻有些面貌大同小異，首先，心理學蒐集資料的對象本質上是變動的，假設想瞭解學習效果與個人因應挫折策略的差異，是否造成學校生活適應問題的一項假設，則關切的對象絕對是人，也可能是由多數人而構成的群體。但這只是樣本數量上的差異，關切的主體還是針對人本身，或是組織裡面的個人，不會就一個集體進行探討，而心理學研究範疇下的「團體」基本理念，是由為數眾多個體組成的。
量化派典幾乎無法容忍歧異與情境中存在著過多的變數，至少在研究主題中是如此，那心理學本質上的「流體」與「界限」問題要怎麼解決呢？「界限」指的又是什麼？它主要闡明的一個現象是，介於研究位置與觀察位置之間，存在的那種無可避免的隔閡與分離感。而在心理學以外的科學很少存在這種問題現象。
例如：想研究蝌蚪何時會長出外鰓，直接用肉眼觀察，定期做紀錄，甚至輔以科學儀器是最有效的方法。或者想瞭解生活在山泉水與河水中的蝌蚪，兩者之間的生命週期是否有差異的這種問題，可以透過精密的實驗設計與器材介入，大多數技術層面可以照應到的問題，幾乎都有解決的方案。
反觀研究人類的心理發展，以想瞭解道德發展為例吧，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是存在一幅暗幕的，就是想瞭解的現象或問題，有時候沒辦法直接看的到，於是，以破除或淡化界限為目的的，琳瑯滿目的輔助儀器出現了，像是儀器、量表、測驗或自陳式問卷等等，目的都是為了在隔著一層山的研究關係之中搭起橋樑。研究者問的問題，能否與受試者內在的那一塊連接上，之後在檢驗能不能與研究者設下的假設相對應，這是量化派典裡頭的基調之一。
「流體」指的是在個人、情境、時間、生命週期、認知、發展過程之中，無可避免產生的變遷。由於情境會影響個人，人的各項條件在不同的時空之中也不會相同，由於心理學的地基紮根於人，這個隨著環境不斷更動的變色龍。而量化派典研究中強調的條件，例如：避免受試者的練習或疲勞效果，大體而言就是要迴避研究主體自身的流動性，將干擾因素控制在最少，如果不是最少那也要是影響不大的地位。
質化研究的觀點則恰恰相反，它承認現象之外眾多因素的影響，容忍人類善變的事實，又在意人類如何看待、甚至瞭解自身主體性的問題，關切人如何看世界重於解構世界如何運作。這有別於量化派典的資料蒐集方式，排除…排除…一再地排除，就像是千方百計地想獲得火龍果的一枚橫切片般，把環境中的一些影響因素抽離，再去觀察人在那樣的情境之中作何反應一樣，不真實，但卻極度具說服力；有說服力之後，在研究限制裡頭，總會在結論的類推性上既巧妙又遺憾地添上一筆。它們的目的不在於瞭解整體性現象，而是整體之中片面可以解釋，具有因果關係的鎖鍊，彷彿這種確定兩頭到底是誰的鎖鍊一多，就能還原規模更大的真實與前因後果般。
於是我在質性研究的資料蒐集上，呈現的是為數眾多的文本與話語。它並非數字，不是可輕易登錄與處理的機碼，更不是單靠著紙張的散佈與回收就能獲得的。質性派典蒐集的是一整套對於主觀世界與現實的覺知，確信個人所見所覺即為真，它同時「包容」了出身與環境，階級與時代背景，種族與語言…等等在量化派典中視為干擾變項之物，被完全吸納，統整進一個格局更大、限制更好的範疇之中，同時卻又受著可信度與歧異度甚高的非難。
而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也是差異不大，有時候引以參照的文本作者已經不在，不像現今訪談還可以安排後續作業，在於他可能不是這個時代或場所的人，而他所寫的文件是否可信，就像心理學無法完全相信由人口中說出、表現或填答的反應一樣。
這其實是很弔詭的念頭，把一切有可能影響的因子自系統中踢出，眼不見為淨之後，剩下來的觀察就能有意義了？那畢竟是實驗室裡頭的結果，量化派典癡癡地相信著，相信被找出、被驗證的為數眾多的微粒可以聚沙成塔，這是驅使派典繼續埋頭骨幹的原動力和核心。質性派典則竭盡一切想要瞭解他者的主觀世界與價值，一種立於旁側中的觀察嗎？那不又是另一種後設性的客觀嗎？質性小心翼翼地摸索著另一條路，堅信在數字以外自有個完整的世界體系。偏偏，即使它們兩邊如此的堅信著，彼端的真實塔樓是否存在，而不是海市蜃樓，為此，長久以來質量派典雙方始終爭論不休。
但它們兩者之間是有重疊之處的，就是所謂的口述歷史或心理傳記。我蒐集資料的方向也有這種氣味，至於水系意象要如何成形，卻沒有任何參考或平準，那是一種想像的概念與圖像，不如問卷中收集來的資料，想瞭解的、試圖回答的、想測量的、互相比較的、探求因果的…等等問題般，清清楚楚地散見於為數眾多的期刊論文裡頭。而「水系意象」在文獻是中找不到的，也許有些性質類似的概念（像是家庭圖）。我的視野聚焦在他者身上，也許我講自己可以清楚一點，但是到頭來。還是想從她們身上看見流動的意向性，再和自己作對照。可惜這種形式的研究，開拓性與模糊性很高，資料蒐集只能訂出大概的策略與模式，由扇形逐漸收小範圍，最終試圖窺見假說的全貌，當然，這只是個理想。
關於資料分析方面，「抓取通則」與「分辨差異」兩者，往往是人類觸新事物時最先作的分析，那質性研究的分析呢？仍然是依照這樣的路子去作嗎？看起來似乎不盡然。量化典範的分析不出上面兩者的範圍，所以的研究結果與分析，是在一個與研究客體距離較遠的觀察位置來訴說的，最好的研究陳述就是表現的與客體絲毫沒有牽連的形式，像是以地球人視點說著觀察到月球的點點滴滴。
我在這裡作的一個初步分析，是以一個詮釋的角度出發，帶著點自我述說的意味，把自己在水系內與外、以及為何想以這種觀點來瞭解人的意念，作一個交代。這裡又和量化不同，量化只需要把關注的議題為何重要講清楚就好，而研究者的角色是不被要求顯現的，我們能知覺到的，僅僅是這是哪一所的碩博士論文，以及他作的題目是什麼而已，研究的人不重要，只有題目與研究的嚴謹與否最才是，它們要求的是一個實證、清楚的邏輯與推演、採用工具與方法的理由、限制與許多未解的問題…等等，因果律在那個世界裡頭，幾乎單著身子撐起了一片天。
把事情好好講清楚，「吾人所見所言即為真」，這是詮釋學或現象學有別於實證主義的地方，它們在歷史學中的處境又更為艱難，實證主義是最好理解的，但在個人的世界一切為真的這項假定，在心理學中所遭受的阻力卻沒歷史學來的大，我想瞭解的不僅僅是個人心理狀態，而是社會大眾的普遍心態。那這樣子的研究方法就沒有所謂的類推性嗎？這其實不是我需要擔心的問題，在微型心理與鉅觀心態之間，歷史學中的心態史和心理學便產生了奇妙的結合，我認為問卷收集而來的資料，就和人說出的話語一樣，存在許多細微（或者荒謬）的偏誤，但是這種所謂的偏誤，是以一個他者的角度來發言的，所以我參照外在標竿，再回到妳身上凸顯妳的錯誤或誇大。這樣的方式看似合理，但卻是對於詮釋現象或生命史研究的一大阻礙，而這種阻礙卻很難察覺，
邏輯這種東西到哪裡都好用，這是我以前深信不疑的觀念，但是一直到最近，它好像應該修正成：「就算邏輯萬能，你也得承認它也有無用武之地的時候。」這樣的一句話，就跟所謂「深信不疑的信念」，其實是對「信念也會改變的深信不疑」。跟邏輯並行的是覺察力，那它是什麼呢？邏輯是對於客體本身感應到了些什麼規則，而覺察則是感應到除了客體外還有些什麼牽連。當我想進行資料「分析」，其實講成分析是逼不得已的說法，它應該是詮釋資料，當妳的文本呈現的是為數眾多的經驗時，採用邏輯是行的通，但妳又會落入站立一旁的看官角色，說書的不是妳，一旦以覺察力接觸資料，得到的不只會是通則或差異、因果關係，負負得正這種悖論。開始說書的不僅僅是你，受訪者好像也透過妳的嘴巴，開始發聲了起來，此時說故事的，是兩個人。
分析文本的目的，是要抽出通則或是呈現背後無形的影響？一時之間我很難以分辨，有時候受訪者自己都很難說清自己，那我自己呢？我也想說話，但我是想幫助受訪者說話，我大可在一個狹隘的區域灑下問卷，時間一到然後走人，不帶來什麼，也同樣地不帶走些什麼，偏偏這不是我能接受的方式。
至於史學與心理學中，對於人採行的不信任態度與所言所見即為真的這種衝突，我想是自己要去協調的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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